往周口郸城县西南方向走大约10公里，就到了魏冢村。10月23日，一名七旬老妇按照往常的习惯，去地里捡花生。

　　对村民而言，这是再普遍不过的生活小习惯——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城里打工，空闲时，村里老人们聚集起来搓麻将，或是去田里捡拾旋耕机漏下的农作物，挑些好的捡回来吃，或是攒起来卖了，补贴家用。

　　然而，意外就在那时发生了。正在运作的旋耕机刀片缠住了老妇的裤腿，把老人整个卷入了机器中。网上流传着事故现场的视频：妇人的老伴趴在地上痛哭，抱着遗体久久不愿起身……

　　一个多月，舆论还在发酵：有人质疑，机器还在运作，老人跑到机器跟前“捡”花生，与“偷”无异。更有人将“捡花生”事件与近期发生在郸城县的“百余亩玉米地遭哄抢”事件、发生在淮阳区的“村民抢中药”事件等做了类比。但也有网友为当事人正名：“捡花生”，的确是农村的传统习俗。

　　这些争论反映出乡土“惯习”背后的模糊地带：面对“捡花生”的具体乡土情境，法律要怎么样判定？在处于现代化过渡期的乡村，又该如何推进产权意识生根？

　　魏冢村村民和记者说，事发地大约在村落的东北角，临近高速公路。四五年前，为了修建由河南濮阳通往湖北阳新的高速公路，魏冢村东头的田地大多被征收，其余则承包给了大种植户，进行批量化的农业生产。大种植户的田地里搭起一排排白色塑料暖棚，种上了娃娃菜、花生等高效益的农作物，紧挨着村民的自留地。

　　一名农妇用手指绕着仅剩的土地划了一小圈，和记者说，“只有这块是我的地，不够吃咧。”

　　这些大种植户大多不是本村人，运用的市场化的逻辑安排种植。他们常雇佣专业的农机手进行耕作。因此，村民大多并不清楚周围的田地由谁承包，只知道“东北角有人包了地”。

　　在政府实施的助农项目中，也会以不同的付费标准雇人旋耕农地。大型旋耕机2分钟就能耕一亩地，施肥旋耕一体化，极大的提升了耕作效率。

　　在这些承包地上，旋耕机隆隆作响，但流水化的收割作业，往往漏下不少零星作物颗粒，承包户不愿花人工回收。于是，村里的老人结伴而行，捡拾旋耕机漏下的花生——“旋耕机在前头旋，我们在后头挑好的捡，大家都这样捡。”这大约是承包户与村民间心照不宣的共识。

　　当记者问起“捡花生是否经过田地主人的同意”，一位村民表示：“有时候，承包土地的人会告诉我们，旋耕机漏下的作物他们不要了，谁要可以捡走。只不过，通常我们会等机器翻完了土，再去捡。”

　　也有有农村里的生活经验的网友在评论区留言：田地的主人在准备种植下一轮庄稼之前，往往会驾驶旋耕机为旧地翻土。通常来说，如果田地主人开始使用旋耕机翻地，即是说，这片地要种上新的庄稼，相当于默认从地里翻出来的旧农作物自己别了，如果有人想要，就可以捡走。因此，“捡花生”的行为，既不叫“偷”也不叫“抢”。

　　为了争夺品质较好的剩余农作物，部分村民会靠近运作中的旋耕机，以便于抢占先机。所以“旋耕机伤人”的隐患一直都在，但没有人真正把危险放在心上。

　　妇人的葬礼办完后，这家人举家搬离了村庄。时隔一个多月，魏冢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，村民们依旧在闲暇时捡拾旋耕机下的农作物。

　　草木仍在田间地头生长，谈起不久前的这场事故，他们也变得平淡。一名农妇在路边坐下，向记者摆了摆手：“人都死了，再说有啥意思呢？”

　　村支书也不愿多谈，记者找到她时，她正忙于接听工作电话，监督阳新高速固商段的修建。根据当地公开报道，阳新高速的建成，将大力服务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，改善商城县出行条件，促进旅游资源开发，促进当地百姓就业增收。

　　施工现场,正在修建的路段穿过了原本的农田。附近，一条小溪在枫杨树的包围下静静流淌，远处的土地清冷空旷。

　　村里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没有人，记者在村东侧的高速公路下寻找到村支书询问情况。

　　但在网络世界，依旧有人抱着嘲讽的态度，称“老太没抢过机器”。评论者指出，此类偷盗、哄抢种植大户的事件不绝于网络，与事发地管理部门刻意淡化村民哄抢的违法性质、纵容村民侵害农业投资者权益，有着极大的关系。就此，评论者主张给“哄抢”行为在法律层面定性。

　　北京玄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石绍良认为，法律容忍拾取遗弃物，但这些遗落田间的农产品是否算作法律意义上的“遗弃物”有待考证。因此，界定村民捡取的花生是否为“遗弃物”，是判断“捡”和“抢”的重要标准。“如果捡拾行为是种植户默许的，而其对种植户也没用任何经济价值，那么捡拾行为就可被认定为拾取遗弃物。”

　　但实际情况往往更复杂。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，常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遗弃农产品。这些农产品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“遗弃物”？捡拾行为是否违法？认定标准有几率存在争议。

　　石绍良看来，“有两种介于‘灰色地带’的情形，其一是残余农产品对种植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，但价值不高，种植户难以劝阻捡拾行为而被迫对其予以容忍，被迫放弃残余农产品；其二是捡拾人基于当地习惯判断其所捡拾的农作物属于遗弃物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其捡拾行为损害了种植户的利益，也因为捡拾人主观上没有故意抢、偷，而不宜认定其行为属于偷或者抢。”

　　“哄抢”在法律定性层面存在难度，在追责索赔方面，更是难如登天。据新京报视频显示，10月14日早上8时许，河南省周口市郸城郊乡一玉米种植地被周边村民集体哄抢。目击者称，现场至少有五、六百人参与哄抢。而后，乡长接到反映，抵达现场组织维持秩序。在这一案例中，尽管当事人遭受了经济损失，但向数百人追责，谈何容易？

　　事故已发生，批判当事人不过是徒增伤害。针对当地群众，发起“哄抢成性”“罔顾法律”的污名化攻击，更是于事无补。问题就在于，为何同一则“捡花生”行为，在河南农村习以为常，却让不少网友认为“不合法规”？若“捡拾农产品”有如此大的潜在风险，为何村民们锲而不舍？

　　高效的大机械收割后，11月末的魏冢村显得空旷，寂寥。大机器耕作取代了漫长的农忙时分，以及农民下地耕作的“田园牧歌”背后的情怀。

　　土地被转租后，村里人的生活更清闲了。家中的青壮年基本都去了县城，寻找新的工作机会。为数不多的老人在小卖部或空地上聚集着拉家常。

　　魏冢村村民向记者坦言，旋耕机漏下的农作物数目虽然不多，却能补贴家用，甚至成为了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。发生意外事故的老妇一家正是如此。她曾与老伴住在一间破败的屋中，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地打工。

　　单一而又脆弱的收入来源，让老年村民们很难将“捡庄稼”看作“违法哄抢”，在他们看来，“捡花生”不过是讨生活，是遵从“珍惜粮食”的习俗。

　　魏冢村的情形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缩影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，人口流动加剧，也推进了观念的流变。农村保持了千年的自给自足的熟人社会，开始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变。

　　当网民们质疑“在机器跟前‘捡’花生，与‘偷’无异”时，判断的根本依据在于产权归属。但对于传统农村而言，“产权”还是个生疏的概念。

　　“农村并非没有产权，而是有一套传统的、自洽的产权界定方式。这种产权界定方式和现代商品经济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架构并不完全兼容。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奚锡灿表示。城市居民和司法系统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，“法”在生活中的存在感高。而在农村，人类对于法律的认识是一个渐进且缓慢的过程。

　　当记者提及发生在河南农村的一系列“捡拾”“哄抢”事件，不少村民不以为然，表示“能捡的，我们就捡。”村民们面对“捡拾农作物”的态度，难免引发产权纠纷。

　　对此，当地政府并非没做过努力。河南某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，在法治和产权意识普及方面，他们利用了各类社会化媒体，以及符合村民传统习惯的大喇叭、庙会、集会等传播途径。然而，当前的农村法治化建设仍面临着经费不足、参与人员积极性不高等问题，“实际效果存在很明显差距”。

　　国家司法机构、社会团体“送法下乡”等普法活动还在继续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打破了以民间“习惯法”作为衡量“正义”的标准的农村情状，但是法治意识“生根”的过程却更为漫长。

　　“法治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一大挑战。”国盛思尔腾风控负责人米小斌告诉本报记者。自2018年成立至今，思尔腾集团在参与上海市乡村振兴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，其中之一就是产权纠纷和农村法治化。

　　在法律设定的程序中判决“正义”，难免无法兼顾乡土情理中多样化且细腻的“约定俗成”。

　　在现代化法治未能完全浸透的农村地区，针对当地的“风土人情”，是否也可留有地方法规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，依从当地习俗、常识，划定法律适合使用的范围的权限？“合法性”该如何包容、收编乡土社会的人情、道德？

　　米小斌认为，“乡土人情是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主要的因素，法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，这两种力量并不矛盾，而是在农村社会相互交织，形成张力。”

　　如何应对两者的张力？奚锡灿强调，“对于农村而言，在接触现代法治的过程中，存在时间差和滞后，在守住底线的同时，我们也应当多一些宽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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